《演戏人》是浙江摄影师杨建民推出的首组较为成熟的专题摄影作品，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或许能给其他摄影人以启发和借鉴。
该专题拍摄的是浙江省松阳县的地方戏剧松阳高腔的演员。松阳高腔是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是浙江八大高腔系统中的独立分支，属单声腔剧种，被称为浙江“戏曲界的活化石”。它起始于明代，以松阳地方杂剧为基础，吸收古代义乌腔、昆腔等外来声腔而形成，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达到鼎盛。主要流行于以松阳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远及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现存剧目40多个，唱腔属曲牌连缀体，表演带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就像其他地方剧种那样，虽然政府部门加大了保护力度，松阳高腔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演员年龄老化，又无新人学艺，后继乏人。无正规化的专业剧团，现存两个民间剧团演出极少，难以为继。主要演员不足20名，均非职业演员，多以香菇、茶叶等农作物种植和外出打工、做生意谋生。他们日常从事自己的职业，只在有限的演出机会中集结演出。由于演员不足，他们在一部戏中往往要扮演多个角色。
杨建民在剧团演出场所附近搭设简易的影棚，在演出之前及间隙为高腔演员拍摄肖像照，同一演员的不同角色在他的镜头前不断变换，表情冷静沉着，透着些许无奈迷茫，颇具超现实意味。而后以演员的生活原型照及其多个角色的演出化妆照并置的方式展示，以此表现松阳高腔面临的困境。这是全国地方戏剧面临的共同困难，希望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如果这个专题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文化考察的层面上，其深度和厚度显然是不够的。杨建民以这种简洁有力的方式来表现，目的是为了激发观众更多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作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
一个普通的村民，过着普通的生活，一旦走上台前，就会成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游走于现实与舞台、当代与古代、真实与虚幻之间，不断变换着角色，转换着身份，追寻着空中的梦想，承受着现实的无奈。生活中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作为社会性的人，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出多样的身份。与这些剧团演员不同的是，我们根本不用化妆，却用一种隐秘的妆容把自己装扮起来，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的自我。这正是这组作品从现实原点出发体现出来的观念意义——其实，我们都在演戏，我们都是演戏人，而且混得都不容易。
这种观念的植入是需要开放的语境的：一是影像本身要具有开放性。去除叙事性，转向状态性，将深厚的寓意潜藏于简洁有力的影像之中，引人深思。二是文字阐述要具有开放性。作品阐释和文字说明只起到引导观众的作用，切忌太过直白而框住影像意义，失去阐释发扬的空间。当然也要防止走向反面，深奥难懂，不知所云。三是展示效果要具有开放性。展示时要充分运用空间、材料、灯光、声音等营造线索和情境，激发观众的发散思维。
《演戏人》这样的影像特别适合大幅面展示，至少是比真人还要大的展示。这样，观众在面对作品时，会震惊于影像的细节，从而把自己代入影像之中，从中看到自己，看到我们，看到社会的一面。这时，影像的创作才算真正完成。
杨建民的《演戏人》已在多次展览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传播，展览时也尝试过大幅面展示，但观众走近作品，却是看不到多少细节的，这甚为遗憾。摄影师用普通的数码单反相机拍摄，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对原片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剪（把横幅裁成了竖幅），导致本来像素就不高的照片素质更低了。这说明，摄影师已经想到如何拍摄（影棚布光、白背景、冷面等），却没有想好最终的呈现方式和效果。如果摄影师当初能运用“反推法”，以影像的最终呈现效果来反推需要多少精度的影像，再选择器材和技术来实现这种效果，就会得到所需要的影像，也就不会有遗珠之憾了。
为了把高腔演员的演出化妆照与其身份证照片似的生活原型照保持画幅和构图比例的统一，摄影师对所有演出化妆照均进行了统一的裁剪，殊不知，这样就会把演员的头饰给裁剪掉一部分，而这头饰恰恰是确认剧中角色身份的重要载体，是不可或缺的。我不认为只有类似身份证照片的“大头照”才能表现“身份”的主题。全身照能展现更多的人物细节（如人物的服饰装束、体态身姿等），这些细节更能增强影像的可读性和象征性，从而提供给观众更多的解读空间。
附作者自述：
这组照片拍摄的是浙江地方戏剧“松阳高腔”的演员。该剧种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仅存的两个民间剧团专业化不足，难以走向市场；演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他们均非职业演员，只在业余演出，在一部戏中往往要扮演多个角色。我把他们的生活照和多个角色的化妆照进行并置，以此反映地方戏剧的困境，引起关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问题的思考。我还想借此进一步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即人的身份的多重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何尝不像这些演员那样，戴着隐秘的妆容，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现着不同的身份特征。
（2019/01/29写，发表于2019/02/13《人民摄影》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