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任何人、事、物都是可以入镜的。实际上，这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有的题材是明令禁止拍摄或者不适宜拍摄的，比如机密场所、军事重地、珍贵文物、民俗禁忌、私密场景等。另一方面，客观条件限制也会导致普通人难以拍摄某些题材，比如外太空、深海等。普通摄影爱好者大多是上班族，他们不能自由支配时间，远赴外地拍摄，也不像专业摄影记者那样能到达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故而拍摄的题材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拍不了的情形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我想问的是：在能拍的情况下，是不是都要拍下来？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摄影创作来说，多数情况过于理性，有的时候又过于感性。我不会随意快拍，按下快门前往往要先考虑一下值不值得拍，怎么拍，且多数系列作品都有很强的计划性，是作为项目来实施的。可是具体到某个场景，情感的涌动会让我犹豫不决。比如和影友外出采风，见有残疾人在街上爬行乞讨，大家纷纷上前拍摄，而我却不为所动。人问：“为何不拍？”答曰：“下不了手。”理性和感性之间或许并不矛盾，采取理性的创作方式就是为了排除感性因素的干扰吧。

    20年前，我刚喜欢上摄影，急切盼望着能买一台相机。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终于有了一笔“私房钱”，在2000年8月1日收到了日思夜想的新相机。不幸的是，就在收到新相机的次日晚上，母亲病重住院。经过治疗，母亲的身体渐渐恢复。我们都期望她早日出院，全家团团圆圆过个中秋节，并拍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料到，9月初母亲溘然长逝，享年50岁。母亲一生辛劳，没来得及安度晚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我竟然没来得及用新相机给她照张相！

    2017年春节，父亲骑电动自行车上街被一辆违章行使的小车撞倒，颅脑受损，历经两次手术。如果说，购买第一台相机时，我还是一名初学者，对摄影的认知有限，绝对想不到要在医院里给母亲照相（估计母亲也接受不了），那么此时的我对摄影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我发现在ICU病房里眼力所及之处皆可拍成佳作：虚弱而坚强的重症患者、疲惫而焦虑的家人、忙碌而专注的医护人员、紧张而有序的氛围。这一切不禁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和顽强，可我只用眼睛和记忆收藏了这一切，没有拿起相机甚或手机拍摄过一张照片，哪怕是局部特写！我担心或者害怕什么？或许是摄影的侵略性吧。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境下拍摄是对被摄对象的干扰、侵入甚至不尊重，于心不忍，就算是面对自己的亲人也无法按下快门。人生本已不易，何必再留影像！

    摄影不应该仅仅表现生活中和谐美好的一面，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看那些有关人类的苦难、灾难和磨难的照片，可想而知，摄影师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和敬业的精神。而将镜头对准自己的亲友，以表现生活的艰辛、困顿和无奈的影像也是感人的，有时却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和争论。听说，荒木经惟就因为拍摄妻子阳子去世前后的照片，特别是阳子的遗容而遭到好友筱山纪信的怒斥，两个好哥们就此走上了决裂的道路。我们不能否认荒木经惟对妻子深沉的爱。只是，每个人对自己所爱的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同，有的是通过拍摄，有的是通过不拍。

    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初开始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会如此重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试想一下，在这个特殊时期，我要是一名摄影记者，能够进入ICU拍摄，职业的要求会让我频繁按下快门，但我的内心肯定是抗拒的。当过摄影记者的朋友告诉我，拍过灾难现场，人会变得抑郁，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过于感性的人似乎不太适合当摄影记者，可最专业的摄影师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感性，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

    看到报上刊登的一组抗疫人物肖像，他们脸上灿若桃花的笑容深深地刺痛了我。或许不应该责备被摄人物，他们只是按照摄影师的要求表现而已；又或许对摄影师不应求全责备，他只是迎合了一些人的喜好而已。每次看到借疫情来玩乐（比如有的所谓创意摄影）、煽情的影像，总让我感到很难过。

    人人都会面临“拍还是不拍”的选择，只是有的无关紧要，有的却性命攸关。1993年，凯文·卡特（Kevin Carter）要是没有拍摄那幅次年获得普利策摄影奖的作品《饥饿的苏丹》（一个瘦弱的苏丹女孩在垂死边缘挣扎，一只秃鹰在一旁虎视眈眈，等待着她的死去），或许他就不会受到公众的责难，也就不会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了吧。

    拍还是不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2020/06/21写，发表于2020/07/01《人民摄影》报第7版）